慈善不是现代人的专利，慈善事业在中国的发展历史悠久，我们善良智慧的古人创造出了许多慈善模式。古人的做法也许对今天的慈善事业仍然有借鉴意义。
吕氏乡约：民间的自发相互救助制度
北宋神宗熙宁九年 (1076)，陕西蓝田吕大钧兄弟首创我国历史上最早的“村规民约”——《吕氏乡约》。“乡约”是邻里乡人互相劝勉共同遵守， 以相互协助救济为目的的一种制度，对后世明清的乡村治理模式影响甚大。
“乡约”由乡村中的村民邻里自愿加入，由众人推举领导人：“约正一人或二人，众推正直不阿者为之。专主平决赏罚当否”，此外每月另选一人为“直月”，月末对有善行者加以奖励，对有过错者则加以劝改。“乡约”内部定期举行聚会，使乡人相亲相爱，成就淳厚风俗。在聚会中还进行公开赏罚，对于犯错误的，则记录在案以督促众人， 而不可救药的，则开除出约。在乡约内部，如果“若约有不便之事”则进行民主讨论，“共议更易”。
《吕氏乡约》内容丰富，包含四大项：德业相劝、过失相规、礼俗相交、患难相恤。其中患难相恤是典型的民间自发相互救助。具体包括：水火、盗贼、疾病、死丧、孤弱、诬枉和贫乏七项。在乡约制度下，通过教化，发挥爱心，为孤老残弱者提供了社会保障。《吕氏乡约》是儒学理想的实践，把儒家的“仁”从抽象的观念，推行到具体的社会实践上。后经朱熹及儒学同道的大力推行，被纳入南宋的乡治政策。
义庄：最早的家族式社会保障
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是范仲淹在《岳阳楼记》的传世之句，更是其一生的真实写照，他不仅是一代传世名臣，更是我国慈善史的里程碑式人物，他所创立的义庄，是中国最早的家族式义庄，也是中国慈善史上的典范。
北宋皇佑二年 (1050)，范仲淹在故乡苏州吴县设立义庄，救济族众，捐置良田千亩，以田租为义庄资金来源，并制定管理章程，作为义庄运转依据。义庄的设立使范氏族人受惠颇多，他们每天可领米一升，每月可以领粮三斗，作为裹腹之资；每逢数九寒冬，他们可领取棉布一匹，以抵御寒潮侵袭；若逢红白喜事，他们也可从义庄得到相应资助；义庄还修茸诸多新房，供给族人免费居住，使他们不致流落街头；族人若急需用钱，可直接向义庄借贷， 利息极低，无力偿还的，本息可获豁免。义庄除注重保障族人的基本生活外，更注重族人文化素质的提高，希望族人们都能饱读诗书，因此庄内设有义塾， 为族人提供免费教育，族人若进城赴考，义庄也将为他们提供盘缠。义庄鼓励族人捐赠田地，不仅可以使其他族人得到更多帮助，更可以使本人流芳百世，为族子族孙所铭记。
严密的管理是义庄能够长久稳定运行关键所在，其管理者通常由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，报酬与管理绩效挂钩。范仲淹逝世后，他的儿子范纯仁、范纯礼又将义田扩充，并根据实际情况，“随事立规”，先后十次续订规矩，使义庄管理更趋严密， 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，范氏义庄虽饱经战火灾害蹂躏，却始终能长盛不衰，至清代宣统年间，义庄已拥田五千三百余亩，创建时间长达八百余年，堪称世界慈善史奇迹。
悲田养病坊：宗教色彩的慈善事业
佛教从汉代传入中国，至隋唐进入鼎盛期。佛教内部形成了许多宗派，各宗派不仅有自己的教义， 而且建有自己的寺院，占有大量的寺田。又因隋唐之交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已趋于崩溃，社会上士、庶等族暴贫暴富的现象层出不穷，佛教各宗派顺应这种情势，凭借各自雄厚的寺院经济，竞相对民众广布施舍，开展慈善救济等活动。
悲田系佛经用语，是佛教中诸福田之一。所谓福田，就如农夫在田地里播种一样，有耕种就必然有秋收的回报，即多行善事于前，便将受好报于后。在唐代佛教的显宗——华严宗看来，福田有五种：恩田、敬田、德田、苦田、悲田。“悲田”其实就是指对贫穷孤老实施的布施。缘于此，唐朝的佛教寺院里便设立了悲田养病坊，并由专门的僧人负责主持。
悲田养病坊是中国古代以来首个比较完备的专门矜孤恤贫、敬老养疾的慈善机构，相当于今日的诊疗所、养老院，对流浪老人、无后老人、贫困者、患病者提供免费诊视、收容救助。
从武则天统治的长安年间开始，长安、洛阳及地方各州道的佛寺中都广为设置悲田养病坊。然而到了开元初年，因丞相宋瑕等人所生訾议，悲田养病坊便一度冷落下来。后来，直到唐玄宗对社会福祉事业予以关注，悲田养病坊才又重新有了发展。
由于唐政府对佛寺慈善活动从经济上给予了资助，此后的百余年里，悲田养病坊仍归由佛教寺院主持经营，并且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发展，救济了大量贫病无告的老人。
然而武宗会昌排佛时期，僧侣被敕令还俗，悲田养病坊也受到很大的打击。官方将“悲田”两字去掉，改称为养病坊，并将其改隶两京及各州管理， 且任命地方耆老掌理其事，分配寺田作为经费来源。宋代以后，分为福田院、居养院等收养设施，以及安济坊等医疗机关。
粥局：社区力量维持的慈善活动
刘宰是南宋时期声孚众望的乡绅和慈善家。嘉定元年 (1208)，刘宰决意辞官归隐，致力于当地的社会慈善救济事业。他乡居期间，凭借自己的名望和财力，多次“施惠乡邦”。并率众修桥补路，同时还“置义仓，创义役”，用自己所置田产减租粟米，补助役户， 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同邑人的赋役负担。
嘉定二年(1209)，因荒歉严重，百姓流离失所， 辞官归里的刘宰便联合其他乡绅首设私人粥局，收养遗弃的婴孩。后来浙西常平使移文金坛相助，发义仓米三百石。邻郡旁邑闻此善举，也都纷纷慷慨解囊， 救济对象也扩大到老人、病患者、妇人与少壮者。此次大规模的私人赈饥，不仅在宋代救荒史上鲜有人能够匹比，就是在中国慈善史上也极为罕见。
嘉定十七年 (1224) 春，刘宰再次开办粥局，捐出自家历年积谷百余斛，救助饥民。这次赈饥的规模更是前所未有，不仅人数众多，而且时间也长。这次善举，刘宰得到了官宦旧好的支持，也带动了一批有力善士的踊跃捐助。
绍定元年(1228)，因邻邑涝灾，众多流民乞讨于金坛，刘宰第三次开粥局以赈饥民。设局月余，正当大麦将熟未熟之时，刘宰再遇财力不济，幸好水县知事王遂、国子监赵崇帆、乡贡进士王文虎等人伸出援手，建康太守冯侯也特捐米百斛。粥局又得以持续月余，直至麦熟为止。此次赈济受惠的贫民估约应有万人左右。
三次大规模的粥局开设成功，表明在宋代官办慈善事业隆盛的同时，民间社会的慈善活动开始崛起，并独树一帜，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。
来源：公益时报